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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正值我国最困难的时期，经历了抗战和内战，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一穷二白，整体上呈现出落后的面貌，国家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诈骗事件。
在全国人民都在拮据度日的时候，竟然有人伪造周总理签字，诈骗银行20万元，当时的20万，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万元还多，如此巨款被骗，自然是让中央震怒。
事态严重，当晚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便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成立专案组，迅速破案。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30分，在北京西交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此时已经快到银行的下班时间了。这时，一个身穿灰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急匆匆走进了行长秘书室。这名男子自称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来给行长送一封急件。行长秘书室的工作人员接过急件，只见信封是国务院特有信封，上面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的字样。
看到信封右下角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中间写着“急件”字样，工作人员便按照正常文件接收流程，对急件进行了登记，并请中年男子在送件人的位置上签了名，来人也不含糊，刷刷两笔签上字，说了声再见就从容离开了。
对方走后，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即将信封送行长办公室，恰好行长不在，便将信封送给正在值班的人民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一看写着急件两个字，又一看表马上就到5点40了，立刻当机立断，和工作人员一起将信封拆开。
王局长拆开急件，神色立马紧张起来。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不能下班，听候安排！他看到这是是一封周总理亲笔批示的加急文件，丝毫不敢怠慢。
在当时那个年代，没谁会想到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名总理来银行总行骗钱，更何况信件和签名都伪造的如此逼真，的确很难让人产生怀疑。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做才能够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至20万元，可否，请批示。——1960年3月18日。
请中国人民银行立刻拨给20万元。在周总理的签字下面还注有：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信件如此逼真，条理清晰，事件明晰，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的确没办法用技术仔细鉴定笔记和信封的真伪，就连特别批注都描写得恰到好处，可见诈骗犯思虑周全程度之高。
起初，王局长看到信还是心存疑虑的。虽然当时确实有西藏有关部门同志来北京做工作汇报和学习，周总理也要听取汇报并安排西藏工作的具体部署。但这次取钱和平时手续顺序不同，而且修缮明明是长期工程，此次拨款在时间点上却十分着急，很不合常理。
王局长本打算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打电话，核实详细情况。好巧不巧，这时银行电话突然响起，来电声称是总理办公室人员，要求他们一定要配合有关部门同志做好工作。
这恰好打来的电话，打消了王局长的顾虑。一看时间已经六点多，距离交款时间仅还剩不到一个小时。本着“绝对不可以耽误总理的事情”的想法，王局长便给中央人民银行发行局北京分行下达通知，要他们尽量在半小时内按照公函要求准备好20万现金，并表示这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随后，北京分行在极短时间内凑齐10元面值总计20万元旧币，并迅速将20万元包装成两麻袋，随后，一位朱姓科长带着两名员工把麻袋抬进汽车，直奔民族饭店。
来到民族饭店，他们便去前台询问哪位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这时，大堂里一位穿灰色中山装黑色裤子的中年男子便走了过来，说自己就是赵全一。
赵全一笑着点了点头，拿出了一封介绍信，信的内容是：“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落款处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印章，看上去很正常。看到任务即将告一段落，朱科长便说“你该不会是应该给我个收条”。听闻此言，赵全一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收条，连同介绍信一并交给了朱科长。起初朱科长见收条上只有签名，就问是否应该盖个章，但赵全一说了一句，“信封上不是有盖章吗？”朱科长也只得拿着收条与介绍信回去了。
一切交接完毕，如果对方没问题，那么事情就应该顺利结束。王副局长心想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笔20万元巨款不知该如何入账，这既然是总理批示的，那就等总理办公室给个回复吧。
结果这一等就是六天，人民银行在这六天没有等来任何消息，王副局长这下着急了，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这时总理办公室的人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总理就没有下过批复这笔款项的通知。这一下让王副局长如坠冰窟，他立即派人把那封“总理批示函”和收条送去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一核对，发现这上面的总理签名和总理办公室印章都是伪造的。
3月24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周恩来总理听说以后极为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没有监控摄像，那就只能靠接触过赵全一的人口述体貌特征来确认犯罪分子的面貌，再通过遗留下来的几份文件查找笔迹追凶。
全北京群众提供高达数万件线索，大量其他案件的逃犯迫于压力，纷纷到公安机关自首，但是此案的诈骗犯依旧没有找到。
经相关部门的鉴定确认，罪犯使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信封，只是有些老旧。经笔迹特征认定，所有线索上的字迹都是一个人的，周总理签名字迹是摹仿形成。公文用纸则是大机关的15行横格纸。但在当年，各个部门的公文用纸都是自己印制的，所以每个部门之间公文纸都是有细微差别的。这一线索让调查人员有了头绪，于是国家档案馆对国务院各部委的档案连夜进行翻阅，并与已有线索进行比对，最终确定这张信纸来自外贸部。
另外，此前走访群众期间，一位公共汽车售票员曾提供线索说，她看见一个乘客很符合嫌疑犯体貌特征的人，最后在外贸部下车了。线索综合起来，专案组成员随即赶赴外贸部，结果顺利找到了同款信纸。可外贸部并没有赵全一这个人，所以大家便猜测怀疑这不是嫌疑人的真名，既然如此，那就从现有外贸部人员笔迹对比开始查案。
外贸部也根据嫌疑犯的刻画，提供了一张与嫌疑人相似的人员名单，经过一番讨论分析，大家很快将怀疑目标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他的名字叫王倬。
据外贸部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线索，王倬最近情绪十分不稳定，和王倬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也说，王倬曾在案发当天请假说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经调查医院并没有相关记录。
此时技术鉴定科在对王倬笔迹鉴定后，得出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不管是信件还是收条上的字迹，都与王倬平时的书写特征相符，可认定系同一人书写。
最终，经过专案组分析讨论，公安部人员一致认定：20万元巨款诈骗案的犯罪分子就是王倬。
但案情重大，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期间北京市局刑侦处处长刘汉臣曾带侦查员到李广桥南街蹲点监视王倬，最终确定王倬应是个人所为。
因为监视期间，王倬家的烟囱里冒出一股大黑烟，伴随着刺鼻的焦油味，专案组判断应该是嫌疑人在焚烧纸币，企图销毁证据。侦查员立即向专案组指挥部汇报了这一紧急情况。
事不宜迟，1960年4月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果断下令，立即逮捕王倬。
当晚零点，办案民警进入王倬家中，将还在被窝中的王倬逮捕归案。随着文检专家正式出具认定王倬作案的笔迹检验鉴定书，以及办案人员在王倬的单位发现王倬曾刻画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文时形成的钢板划痕，一切都为确认案犯提供有力证据。
但是王倬此时还不愿意认罪，在王倬家中并没找到那20万元现金。其他侦查员对王倬的家进行了搜查，很快发现了被王倬剪碎的一堆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这些都是王倬的作案工具，碎布则是被他剪碎的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
没找到赃款可怎么办？虽然确定了王倬是诈骗犯，但20万元巨额现金也是很重要的，办案人员一时心急如焚。就在这时，领队发现王倬的母亲一直往院里厕所方向偷瞄，领队立即警觉起来，组织人力在厕所附近挖掘，果然在那找到埋藏的大量赃款。经过清点，这批赃款少去8000多元，不过也算是人证物证俱在。
而找到赃款后，审讯王倬的民警一句“你埋的不深啊”，更是让王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待出了犯罪全过程。
原来，王倬1924年出生于比较富有的家庭，年轻时也曾参加过的三青团。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看清形势的王倬转身报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在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但因从小锦衣玉食，难以忍受痛苦的王倬便伪造路条跑回北京，这一逃兵的经历竟然没被发现。
之后随着北京和平解放，不甘贫穷的王倬一心想着挣大钱，于是便卖掉家里值钱的古玩想靠倒腾银元来赚钱，无奈未果。之后他又开始尝试造假如伪造人民币、火车票、路条，但都没有快速致富。这接二连三的失败，最终让王倬开始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开始转向研究诈骗之术，他想起自己当初当兵时跑路就是靠伪造路条，后来还给别人伪造过介绍信，每次都成功了，而且没被发现，以后可完全靠这个挣大钱。可是该伪造什么来骗钱呢？
因为王倬是在外贸部工作，期间王倬了解到银行取钱需要的各种证明和流程。当看到大家对于周总理批示执行度很高时，王倬便逐渐萌生出一个天大想法：模仿周总理笔迹，以周总理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
于是他早早就通过临摹礼堂里周总理题字，开始练习模仿总理的笔迹。在此期间，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偷藏下国务院专用信封，并在案发前开始着手仿造公函和介绍信。
至于拨款理由，因为此时西藏刚刚平叛不久，国内关于西藏的消息也比较多，所以王倬便想借此名义。
王倬拿到这笔巨款后,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没想到一周不到就暴露了，闹得满城风雨。他守着20万元巨款，却一分钱也不敢花，一天到晚心惊肉跳，每晚都睡不好觉，即便是销毁、藏匿了作案工具，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最后他下定决心，决定销毁这笔巨款，但20万元巨款实在太多，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都在院子里生蜂窝煤炉子烧钞票。但由于蜂窝煤炉不大，担心被发现的王倬每天也只能小心翼翼地烧，所以虽然连烧两天晚上，最后竟只烧掉两千多块钱。于是他决定把赃款分别埋藏在几个地方，打算慢慢地焚烧完，还好公安机关及时有效地发现，立即采取行动，将王倬抓捕归案，也一举破获了这起震惊全国的诈骗案，为中国人民银行挽回了重大的损失。
从周总理下令“十天破案”开始，仅仅8天，这起震惊中央的诈骗案就宣告侦破。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遂判处王倬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倬的母亲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被提前释放，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因为在破获王倬诈骗案过程中，文检物证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该案在文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随着文检物证的作用为人熟知，刑事技术工作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也开始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