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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天津9月22日消息（记者白杰戈 刘飞）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中国人用了几十年的蜂窝煤，如今在城市里已经非常困难见到。今年它被北京国际设计周提名“经典设计奖”。它的设计者郭文德先生1916年出生，十几年前已经去世。主办方联系不到他的家人或者同事去领奖，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求助。这个星期，本台记者找到了郭先生的后人。
在天津水上公园的湖边，62岁的郭春伏讲起父亲郭文德的往事，“我爷爷和我奶奶过世得比较早，我父亲很小就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出来讨生活。”
十几岁的郭文德先从老家河北景县的四里屯，到邻近的山东德州投奔舅舅，后来又辗转天津、北京，当过报纸的发行代理，也开过小的糖稀厂。然后又回到德州，开始生产打上通气孔的煤球，那是1950年。
郭春伏回忆：“当时人说‘人要实、火要虚’，那个火里面不透气它就不容易燃烧，他当时就是看到这一个弊端，就想研究这样的一个东西，让它上下通透，如果把煤多弄上一些眼，把它做成成型的东西，一个摞一个，眼冲眼，它的通气量不就很大了么。”
当时这种煤球还没有“蜂窝煤”这一个名字，不过，郭文德的“家庭工业社”慢慢的开始在德州的电影院为它做广告：“每天电影开始放映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个幻灯片，就像现在这个动画一样，一个人指着一个炉子点火，告诉你当时叫‘经济煤球’，‘郭文德经济煤球’，这个煤球空气流通好，干净、省煤、上火快，讲这些好处，每天都在电影院里边放。”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中，郭文德经济煤球厂并入德州燃料公司。经过政府推广，蜂窝煤在德州的销量从每天几百个，增加到几千个。当时，蜂窝煤还是用铸铁的模具，手工生产。
郭春伏介绍，“最壮的小伙子每天能打六百、七百个蜂窝煤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到1958年的时候，每个工人能打两千个。他怎么打出来两千个的呢？这一个蜂窝煤比方说要打十锤才能把它压实，他打了三锤就把它拿出来放那里了，然后就开始‘放卫星’，就要‘报喜’：你今天生产了1500个，我明天就能生产2000个。可是那个蜂窝煤放上去以后，是松散的，根本拿不起来。我父亲就非常看不惯这个事，因为他对蜂窝煤很有感情，他就是不让那样生产，必须打实，当时父亲因此受到冲击，那时候就叫‘拔白旗、反右倾’。”
之后，文革期间，德州燃料公司从公私合营变成国营，郭文德也从“私方副经理”成了普通工人。1970年代，郭春伏接父亲的班，到德州燃料公司工作，后来，煤炭行业结束了国家专营的历史，国营德州燃料公司也改制成股份制企业，以往的煤炭工厂、店铺和库房被推倒，建起商品房，公司的新业务也包括房地产。90年代，郭文德一家从大院儿搬进楼房，做蜂窝煤的模具在留存了四十多年之后，被抛弃了。他的孙女郭鸿博回忆：“我觉得爷爷当时也是挺心痛的了，都七八十岁了，他当时就还想继续去改进这么多东西，但是真的是因为时代可能慢慢地要抛弃这些，另外也是力不从心了，岁数太大了。但是老人家还是对自己的东西很有感情，他感觉自己还可以改进它，让那些没有煤气的，没有天然气的人继续用，他有好多的设想，但实际上也不太可能了……”
郭春伏：“我们搬家以后，下边有一个小煤球场，我们家也开始买人家的蜂窝煤了，买了以后回来不好烧，他（郭文德）就去找人家，他跟人讲，这样生产不行。”
郭鸿博：包括其实我们周边很多邻居也并不知道身边这个人就是蜂窝煤的设计者，遇到不好烧的煤会抱怨‘谁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么不好用！’，我爷爷听到就觉得很心痛。可能他到了晚年还很想去改进它，也就是想验证自己原来设计的东西是很好的。
在采访过程中，郭春伏接到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打来的电话。几分钟里，他说了十几遍谢谢。
郭春伏：“我也代表我家老爷子感谢组委会。我们老爷子今年整整是100岁，他在天之灵能够知道人们还没有忘记他，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郭春伏说，他突然，第一次，觉得父亲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
郭春伏：就是现在，刚刚才想起来的。以前没有这样想，没有像咱们今天这样深入地说过这个事儿，这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过。
如今在城市里已经非常困难见到的蜂窝煤和手扶拖拉机，今年被北京国际设计周提名经典设计奖。但是主办方面对一个难题：如何能找到这两样东西的设计者或者发明者。上周，主办方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求助。一手消息是：人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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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京城区煤改电的最后一年，也是城区禁止使用经营性小煤炉的第十六个年头，但在繁华的小巷深处，使用蜂窝煤的早点摊仍是屡见不鲜。按照老人的指点，记者从河北岸走进平房区，发现路边停着几辆卖早点的三轮车，车上的小煤炉内还有烧过的蜂窝煤。